最近关于西安一所知名高校博士生杨宝德自杀的新闻在网上备受关注，因为西安是我的家乡，对这所高校又有感情，而且听说这位博士生前学习很优异，因此对这个事件也颇为关注。

 

 

       看了很多报道，均提到杨宝德的博士导师对他自杀的绝对性影响，除了科研工作，导师会让他去其家干家务、洗车、陪去超市、应酬喝酒等很多与科研无关的杂事；经常晚上很晚找他谈与科研无关的事；如果杨没有及时回其电话，会严厉的指责。在公布出来的两人微信聊天记录里，导师甚至会让杨宝德评价自己当天的穿衣打扮是否好看。而当杨想出国深造，开始导师答应了帮他申请，后来又不同意他去。大部分的猜测都认为是导师的这些行为，最终导致了杨宝德的自杀。

      

      有不少人质疑杨宝德是因为这些原因而自杀，因为在中国，在他们的个人经历里，导师让你干这此事太正常了，正常到是天经地义的。而且让你做，是对你的认可，是给你机会。你不接受，是你不上道，心理承受力太低，即使不死，以后在工作中也难承受更大的困难。因此他们怀疑是另有原因。

 

 

        

      究竟杨宝德的自杀原因是什么，我们已无从可知。他的成长经历，我们也知之甚少。但是从已公布的聊天记录，我们可以构建一下他的心理状态，推测其自杀的可能原因会是哪一种。

 

 

       说到现实，我们通常指的是客观世界的现实，以及对这个现实的客观认知。这也是心理学评估一个人心理健康水平的面向之一。但是在我们理解一个人的行为、动机时，TA的心理现实更为重要，心理现实是其如何看待自己、世界、自己与世界关系的反映。

 

 

 

       在上面两段文字里，杨宝德表达出的是深深的自责与羞愧，觉得对自己的生活没有掌控力，行动力下降，无法完成工作。但是对于周围的人，却没有办法拒绝，所有人的要求和求助都会去回应。

 

 

       我们知道，一个人无法满足所有人的需要，也无法让所有人喜欢自己，这是不现实的。但如果一个人的心理现实是，我必须是一个可爱的人，必须要得到他人的认可，我需要是一个有价值的人，我才有存在的意义，那TA确实会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潜意识地“讨好”他人。《芳华》中的刘峰就是这样的一个好好先生，饺子馅给别人吃，自己吃皮；给新婚的战友做家具，即使自己也没学过；把进修的机会让给别人，虽然自己更够资格。刘峰想要成为他人眼中真正的“雷锋”，但他在享受着他人的夸赞的同时，自己的利益却也在悄悄地被剥夺，猪圈里的猪跑了，大家只会想到他，也不管他那个时候是否有事；团里舞蹈排练缺人，他就要顶上，即使他有严重的腰伤，根本无法胜任；甚至他喜欢女人，也是不被允许的，一个这样的“圣人”怎么会有私心。

 

 

 

       这样的行为模式，在心理层面带来的后果是，自己的需求被压抑，否认自己有需求，甚至会对有这样的需求觉得愧疚，觉得自己不配享受这样的快乐。刘峰就认为，自己不需要去进修，他属于文工团，学习对他没有用。

 

 

       压抑的反面是攻击，被压抑的需求和情感越深，背后隐藏的攻击力量也越强。在满足他人的需求，维持他人眼中价值的时候，自己真实的自我被压抑，这时愤怒的感觉会越来越强。但像杨宝德这样使用“好人”心理模式的人，是不会和人争执，或者做出甩手不干的事的，因为可能会带来现实层面的惩罚。但当最后一要稻草压上来，就会火山爆发，要么把愤怒朝向他人，比如夫妻中一向顺从的一方突然爆怒；要么是把愤怒朝向自己，比如杨宝德，因为我不能满足他人的需求，我不值得在这个世上活，我只有结束自己的生命才能抵得过你们对我的期待。



       另外一个将杨宝德推向自杀的因素是突破心理边界的融合感。

 

 

       皮肤是我们身体的一道边界，如果没有皮肤的作为屏障，病菌、紫外线、温度的变化、蚊虫都会是更加致命。我们也通过皮肤去感知他人，也是性敏感区域，重要的性器官。

 

 

       心理结构作为一个人能较为顺利地闯荡世界（都先不说健康两字），需要较为独立完整的人格，能够自我调节去适应现实的变化。类似身体，我们的心理也需要一道屏障。我们需要明白什么是自己的事，什么是他人的事，自己管好自己的领地，他人可以来坐坐，看看，但决不能在自己的领地里为所欲为。

 

 

 

 

 

      在上面的截图里，我们看到，导师除了让杨宝德陪着他去超市外，会对他不接自己电话生气，会把自己的事情重要性放在首位，对杨宝德是否外出打工而不是全力为自己工作而猜忌。师生关系在中国总是带有浓重的感情色彩，会有“一日为师，终生为父”的说法，老师除了社会性的权威角色外，更有了不可违逆、听从安排的大家长意味。而到了博士生这个阶段，因为师生相处的密度加大，这点也越来越突出。也许一般人会认为这是社会主流，我也就跟着接受。但是也许杨宝德是个敏感的人，对于导师对自己自主性的侵犯不能接受，而这种不接受是潜意识层面的，结果是造成强烈的，不能被认知的情感冲突。

 

 

       而更为致命的是，如果导师是位男士，也许不至于发生最后的悲剧。周老师会称呼杨宝德为“臭小子”，这个称呼多是情侣、亲子之间的叫法，责备之余还有疼爱的成份，亲密程度比较高。作为老师，尤其是异性老师多少是有点不合适的。这是在两人关系中，第一层让杨宝德感到身份丧失的事件。

 

 

       在与杨宝德的个人聊天里，导师向他抱怨在与手下几个博士生的群里没有人回复自己的话，并且表达了自己的难过，意图明显是想让杨宝德来安抚自己这个情绪。且不说导师作为一个成年人，对自己的情绪应该自己来处理，而不是让他人来协助，况且她的问题也不到需要他人协助的程度。作为老师让学生行使朋友或亲人的角色，多少都存在情感剥削的意味。而作为学生，面对权威在心理上的侵略是否真的能守住边界而不受影响，也和一个人心理发展是否成熟相关。也许杨宝德从小就在做这种安抚他人的事，但这即不是一个孩子应该做的，也会对他造成极大的心理负担。如果杨宝德处理导师的情绪，那对他来说是一个越界，相处的身份不再单纯；如果不处理导师的情绪，可能面临的是老师给自己制造各种麻烦。这是他可能面临的两难境界。这是进一步让他感到身份丧失的事件。

 

 

       更严重的是，周老师让杨宝德评价自己的衣着是否好看，这如果翻译成精神分析的话就是“我对你来说是否很性感”，所以类似这样的对话，也只会出现在情侣之间。闺蜜之间这样问，那是想获得对自己是否性感的外在确认。但绝不应该出现在师生这个关系中间。想来这也冲破师生关系的最后一道防线，杨宝德彻底处于混乱的状态。

 

 

 

       杨宝德最终选择自杀来应对内心的冲突与混乱，作为外人可以惋惜，但无权指责。这是他的内心现实，没有更多的能力维护自己的边界，无法发泄自己的愤怒，也没有可以调动的正性资源让他面对这样的困境。勇气不是说说就能有的。

 

 

       也许他早一点能够选择去做心理咨询，修复虚弱的自我，会是另外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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