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心理学漫谈｜对校园霸凌，勇敢说不

2024-07-09

中国心理学漫谈｜对校园霸凌，勇敢说不

作者：朱建军；来源：微信公众号：内明心理；ID：neimingxinli

这两天有一个新闻，一个惨剧，就是说在校园霸凌，有三个13岁的（我不知道该怎么称呼他们）坏孩子，打死了一个同学，并且把他给埋了。这个事情被发现了，终于找到凶手了，但是又出现了一个新的问题，就是根据我们现在的法律，因为有未成年人保护，所以呢，这三个凶手肯定是不会判死刑，而且具体怎么处理咱不知道哈，但是显然没有重刑。

这样的话呢，大家民愤很大，说难道一个人做了这么残酷的事情，把人活活打死，并且埋了，他是可以逍遥法外的吗？这个跟我们心目中应该有的那种公道或者公义就完全不符合了。但是这个事情没办法啊，因为我们现在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它就是这样子规定的。以至于有些人就说现在的《未成年人保护法》简直就成了未成年罪犯保护法，因为不犯罪的未成年人他并不需要这种保护。

以前也有一些非常不合理的事情出现，比如未成年人杀人，几个未成年人一起把一个成年人给杀了，最后就判的很轻。我记得还有一个例子，一个11岁的女孩，把一个我印象中很小，一两岁的一个孩子从25楼扔下去了。然后最后没有任何的法律处理，就直接把小孩从高楼上扔下去的这个女孩就直接就放了。甚至我还听说，有的就是未成年人去把别人给严重伤害，甚至杀害，然后发现了之后，我们只好找一些心理学家去给这个凶手去做心理辅导，然后法律上没有什么处理，就是给他做心理辅导。所以这个使很多人感到特别的不满意。这些很多人中，也包括我。

其实我也是觉得我们的法律可能需要修改，因为我们都认为法律是应该代表正义的，而有人干出了很邪恶的事情却不受到惩罚，这个显然是不正义的。特别是我反复讲，我们中国的文化是一个强调德行，这么一个文化。那么对这种不正义，我们中国人在内心深处是更不能够容忍的。那说到这，我们又有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法律会对这个未成年人犯罪会这么轻？

它里边有一定的合理的成分，就是未成年人嘛，因为他未成年，他可能好多事情不明事理，然后就会犯一些错误。如果我们按照对成年人的那种要求来去要求他呢，可能的确也是不合适。用我们中国人的话说就是小孩子不懂事嘛，长大了可能他就应该能懂事了。所以在他不懂事的时候，如果他犯了错误，跟成年人一样去惩罚，这好像也是不合理的。

在我们中国的普通百姓中，有的时候孩子犯了一些错，然后其他人很生气，那有人就会这么劝，“他，孩子嘛，不懂事儿。我们大人不要跟他们一般见识。”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法律无外乎人情嘛，我们对未成年人在法律的这个处理上适度的给他减轻一些，这个是合乎人情的。

但是话说回来，我觉得即使是孩子，即使孩子不懂事，会有一些对事情的认识，他没有成年人这么成熟，我觉得不能杀人这件事情，应该是所有孩子，哪怕他是很小的孩子，他也应该懂得的事情。从一个心理学的角度上来说，不杀人这个似乎是人性中一个非常深的一个禁忌。不能杀人，这个禁忌，这个似乎不应该需要教育。

像我们都知道不能杀人，我也从小就知道不能杀人，好像我不记得是谁教我，告诉我说，“你记住啊，你不能杀人。”没有人会说这种话。但是我也知道不能杀人。怎么知道的呢？我觉得这是基本的人性。

所以说即使有的时候，我们被迫可能需要杀人。比如说外敌入侵，鬼子进中国了，我去参军，这种时候，其实我杀敌是应该的，是建设性的，是心理健康的行为。那我第一次去拿刺刀往鬼子身上捅的时候，我也会发现我很难下得去手。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人从本性上，不能杀人这个禁忌，它是不需要教育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孩子年纪小，不懂事儿，会犯一些错，这个是合理的。但是孩子再小，也应该懂得不能杀人。

一个13岁的人不知道不能杀人吗？然后我觉得这个根本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我在网上看哈，说这种为什么把这个未成年人犯罪，说多大年龄定成是需要负刑责，多大年龄以下不需要负刑责，定这个年龄实际上，它是我们法律界借鉴了外国法律去定的。那外国为什么他会定这个年龄呢？

其实是和他们的宗教有一定的关系的。比如按某些宗教来说，小孩子们去宣誓，信上帝，是不太靠得住的，他需要到了14岁，然后他会需要重新表达一下自己坚信上帝的这个意愿。所以等于他这里面就默认说在14岁，或者更大一些的年龄，一个人的思想才真正成熟，他表达自己的意愿才真正可靠。

所以实际上是外国宗教对年龄的看法影响到了外国的法律，而外国法律对中国法律的影响，也就影响到了我们中国人在立法的时候，对这个未成年人要到了多大年龄才需要负责这件事的一个界定。那这个年龄的界定是不是合理呢？我觉得我们还可以再讨论一下。

在我看来，从心理学的角度上来说，至少不能杀人，这种事情可能我们并不需要到了14岁才懂。说到这呢，这里面又有一个另外的一个问题，大家把注意力都放在那些凶手，那么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就是假如我是一个孩子，然后在我的班级里边有霸凌，有一些坏孩子他会来欺负我。那我应该怎么办？

这个也是一个很棘手的问题，因为如果我就怂了，我就忍受，我就被他们欺负，我也不反抗，这条路显然行不通的。那我就等于把我未来的命运全部交代那些坏孩子手里了。如果那几个孩子像我们这个新闻里的这个孩子这么坏，最后他可能会弄死我。而且我死了之后，我都不能指望法律替我报仇，然后去枪毙凶手，这是不可能的。法律很明确的做不了这个事情。

那比如说我要反抗呢？这有一个问题，就是一旦我反抗了，那就成为了互殴，我就成了一个和坏孩子一样，被老师批评说去打架的这么一个孩子。我们中国对好孩子的要求是蛮高的，我们不仅要求好孩子不能惹事，不能去主动跟别人打架，我们甚至也禁止他们被动的、出于自卫目的的去打架。

我自己小时候就遇到过这种情况，对吧？家长是说我不管你们是什么前因后果，我不管是谁先发起的，反正你只要打架，你就要挨批评。老师、家长基本都是这个态度，并不是我的家长或者我的老师这样子，可能很多老师和很多家长都是这样子。

甚至你看到这也是中国人立法的一个倾向，就是有人去打了你，你去还击。这种到最后一般的都是算成互殴。如果我把那个打我的人打伤，我还要给他赔偿，如果我要真的把他打死了，那我是有刑事责任。就是我们的法律是完全的禁止攻击和伤害性的行为的。

当然如果欺负我的人和我都是未成年，那法律是不管的，至少在我们一般人的理解。但是这个时候如果我不想当坏孩子，我该怎么办呢？在怎么面对这种情境的时候呢？其实同样对未成年人有保护的外国法律基础上，外国孩子是有办法应付的。

因为可能外国家长就会告诉自己的孩子说，如果有人他欺负你，他向你挑衅，他去先霸凌你，那你还击是没问题的。可能家长甚至会鼓励自己的孩子说，这种时候你就还击，狠狠打他们。所以我们会看到在外国的法律和他们的教育和他们的日常习惯之间，其实它是有一个和谐的东西的。就是成年人之间完全靠法律，未成年人之间完全靠自己。

而我们中国呢，他有这么一个问题，叫做成年人之间靠法律；未成年人之间，坏孩子，你随便干什么，别人惩处不了你；好孩子，我们的教育是不允许他们这种私立救济的，不允许他们靠自己的。这样的话，我们那些未成年的、喜欢遵守纪律、听家长话、听老师话的这些孩子，他只能祈祷说自己不要碰到坏孩子，不要碰到霸凌，一旦碰到了，他其实是无路可走的。

当然，如果他们拿我说的这个话，去问家长或者问老师，那么老师们是有回答的哈。老师们说如果有人欺负你，你不要跟他打架，但是你可以把这件事情告诉老师，让老师帮你解决。所以在老师们心目中觉得这好像还是有路可走的，但是这个路实际是走不通的。因为有事情就告诉老师，这种做法在学生之间是一种非常被大家所轻视的做法。如果一个人真这么干，他在同学的私下的群体中，就会非常的失去自尊，就会大家又不尊重他，大家就会把它看做是一个告密者，而且说老实话，这种方法也很难用。

比如说现在有坏孩子他欺负我，我现在我就忍着，被他们揍。然后我事后再告诉老师，这我已经挨过揍了，老师就算批评他们又怎么样，我挨的揍也是白挨了，而且之后可能我还会被他们再揍一顿。

说到这儿，我要说一句对中国文化的一个不太满意的地方。我觉得中国文化真的很多时候就是这样子，他对那些好人要求的太高，对那些坏的人呢，反而是要求不高，反而很宽容。就是说我们会责备贤者，从而让好人的生活变得更加艰难。我觉得这个是需要改变的。所以我觉得《未成年人保护法》应该对一些严重的伤害行为，对未成年的伤人者更严厉的处置。成年人的法律对那种正当防卫，应该不要要求的那么苛刻。

而且在这个法律还没有来得及改得非常合理之前，对这些未成年的霸凌行为，我们应该鼓励那些被霸凌者，勇敢的反抗。我觉得这样子呢，才会让中国文化中的这种对好人的比较苛责的这个缺点，能够得到一定程度的转化。

【朱建军】：临床心理学博士；北京林业大学心理系教授；著名的心理学家、心理咨询师与治疗师；意象对话心理治疗创始人、回归疗法联合创始人；中国社会心理协会环境心理专委会副主任委员；中国社工联心理健康工作委意象对话学部主任；中国心理卫生协会文化心理学组委员；中国心理学会注册系统注册督导师。

主要心理学著作有《意象对话心理治疗》、《我是谁——心理咨询与意象对话技术》、《你有几个灵魂》、《释梦：理论与实践》、《心灵的年轮》、《中国的心理与文化》、《回家越走越快乐:回归疗法入门》等三十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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