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5】好人有活路吗？——从达尔文主义信仰谈起

简介

想当年天主教和科学掐架的时候，也不是对什么科学原理都反对的。地心说和进化论是天主教最容不下的，对其他的科学天主教也大多可以容纳。

关于地心说大家说了不少了，今天说两句关于进化论的。

其实到了今天，每一个事后诸葛亮，包括我自己，都能看清楚天主教为什么格外受不了达尔文的那种进化论——因为达尔文的进化论不仅仅是一个对世界的客观描述而已，其中还包含着一种信仰。

这种信仰和天主教的信仰之不同，也不仅仅是说物种不是上帝创造的，而是自然形成的，达尔文进化论中包含了一种与天主教非常不同的价值观，对天主教信仰核心有颠覆作用的价值观，所以天主教当然容不下它。

达尔文进化论信仰的是什么呢？

严复总结进化论用了很简单的八个字：「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虽然这八个字不是达尔文理论的全部，但是也和达尔文理论的全部相差不远。虽然达尔文理论中有很多细节，但是总的宗旨大致不外乎这八个字。

物竞，也就是说达尔文相信生物是相互竞争的。天择，实际上不是老天爷选择或者上帝选择，是大自然选择或者说自然规律选择。适应于这种自然规律的就能够存活，不适应的就灭亡。

由此我们看出，达尔文信仰不相信有超越物质世界的存在。他的信仰的基础，是数学物理学规律等自然规律。

「物竞天择」中所说的「天」，不是一个赏善罚恶的天，而是一个「赏」符合自然规律的「适者」，罚不符合自然规律的「不适者」的天。

而这个天的惩罚很严重，如果你不遵守自然律，一罚就是罚你身死种灭，不但自己不能生存而且连后代都没有存留。这个天还无形无态没法说服感化，执行起自然规律来铁面无私。

于是，那些想活下去并传宗接代的动植物们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尽可能的适应这个自然规律，从而在和其他物种的竞争中获得胜利，让自己能夺取更多的资源，剥夺那些不适者，从而让自己子孙繁茂，让不适者去断子绝孙。

推到社会生活中之后的达尔文主义，名为社会达尔文主义，很自然地就成为一种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

这种信仰实际是很危险的，而且在历史上也的确引起过一些危害。既然每个物种都是相互竞争弱肉强食，那么作为强者的一方为了获得更多的资源而消灭弱者，有什么不对呢？

当然，弱者活着也许对我们强者也有一定用处，消灭了弱者也许对强者也有不利。这只不过是一个考虑是不是周全的问题，如果考虑周全后，我觉得消灭一个弱者的种族对自己没什么大不了的害处，为什么我不能这样做呢？在达尔文主义看，似乎没什么不对。

和朋友讨论环境保护，涉及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要保护濒危物种？」

有人就提出，有些物种对人类无足轻重，灭绝了也没有什么关系——熊猫我喜欢不能让它灭绝，蟑螂灭绝了有什么关系呢？（当然，蟑螂是不会灭绝的，就算人类都灭绝了蟑螂也还会存在下去，说起来它们才是真正的适者。）

如果我们从人类中心的角度看，的确是这样，对我们人类没用的，而且我们人类也并不喜欢的那些物种，灭绝了也没有关系。

反对这个观点的人，指出有些物种对人类是不是有用，不是我们现在一下子就能知道的，也许某个现在看起来没有用的物种包含一种什么基因或者什么有机化合物，以后我们会发现能够治疗人类的癌症什么的；或者这个物种对生态系统很关键，没了它我们会损失很大等等——这也还是从人类中心的角度看问题，无非是更细致一点。

如果从达尔文主义的角度看，一个物种如果被人类灭绝，那它也是活该，这说明它和人类竞争失败，成为了不适者。

这个思路延伸到人类内部，如果人类中的一个种族，在生存竞争中失败于另一个种族，更强悍的种族要灭绝那些弱的、不适合生存的种族，是不是也合理呢？

历史上，希特勒要灭绝犹太人的时候，也受到了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想的鼓励。

从达尔文主义的理论上看，似乎也真没有什么理由反对希特勒。后来希特勒被大家所唾弃，但是达尔文主义却没有被清算，因为大家认为达尔文主义只是一种客观的科学理论而已（可是，真的它只是一种理论而已吗？）

理论是不是正确，不能因别人怎么用它来决定，而应该从它是不是能够解释这个世界上的各种现象来决定。如果这个世界上生物界的一切现象，用达尔文的进化论都能解释，而用别的理论都不能解释好，那不管我们多不喜欢这个理论，也没有办法唾弃它。

那么，这个理论能解释一切吗？它的解释是最好的吗？我们没有和它一样好甚至更好的理论吗？

和达尔文主义所勾画的那种弱肉强食世界不同的情况，我们是天天都可以看到的，那就是人类的合作和利他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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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这个世界是弱肉强食，为什么我们会看到人帮助别人？

从直观上，这不符合社会达尔文主义。按照社会达尔文主义，人不为己天诛地灭，那些喜欢帮助别人的人应该早就灭亡了，也不会有子孙留下来。

在粮食不够的时候，这些人不是自己独吞而是和别人分享，他们应该饿死。他们不是尽可能占有更多的异性，所以他们的子孙应该越来越少。

按照社会达尔文主义，我们今天应该看到一个人人不择手段，损人利己，弱肉强食的世界啊，为什么这个世界并非如此呢？

我的确看到这个世界上有损人利己的人，但是也一样看到有利他的人，就在刚才我还在网上看到一个例子：有一个2岁的女孩从10楼掉下来，旁边一个女性冲上去伸手去接，结果这个女性手臂多处骨折，不过那个摔下来的女孩可能保住了生命。

对利他行为，延伸后的达尔文主义并不是完全不能解释，总体来说，它的解释是：这些表面的利他行为——不论多么令人感动——只不过是利己行为的一种特殊形式。社会生物学中说过，因为亲人之间的基因有一定程度的重合，我们帮助自己的亲人，可以让我们的基因更多的生存传播。

子女身上有母亲的一半基因，因此母亲舍身去救了孩子，也就等于救了一半的自己；更何况母亲年纪已经比较大了，孩子还年轻，救了孩子也就等于救了自己的未来。

兄弟姐妹之间也有一半基因是一样的，所以帮助兄弟姐妹也等于一半是帮助另一个自己。

另外人还有算计，今天我帮了他，他明天就有可能回报我，所以帮人也就等于是帮自己。所以熟人中互相帮助就比较多，因为我们可以期待回报，如果是以后再也不会见到的人，那么我们还是骗他一次比较合算——因此，小区内的饭馆一般都价钱比较公道，而火车站前旅游点上的饭馆坑人的就比较多。

比如那个去接楼上掉下来的孩子的女性，虽然她和那个掉下来的孩子没有亲戚关系，但是有人也许说，她这样做可以让对方的家庭对她感恩戴德，从而为自己未来获得利益。

是不是这样呢？我相信达尔文所描述的这种情况当然是存在的。人身上当然有动物性，动物性中当然主要是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

但是人仅仅是一只「裸猿」吗？人身上完全是动物性而没有超越动物性的一面吗？我相信不是这样的。

孟子说：「人之异于禽兽者，几希」，用白话文就是说：「人和动物不一样的地方，没多少」。

但是，正是这少数的一点点区别中，才有人性最美最伟大的光辉。孟子说人和动物差不多，但是他所推崇的，也正是人和动物相差的那一点点地方。在孟子的角度看，如果人相信了达尔文主义，泯灭了人和动物所不同的那一点点，人就不成其为人，而成为了「衣冠禽兽」。

这个社会中如果有多一些人能不做衣冠禽兽，而追求做一个真正的人，世界就会更加美好。

世界中当然有原始丛林，因此也当然有丛林法则，但是世界中并不只有原始丛林，因此也并不是只有丛林法则。

达尔文说的情况当然存在，但是不是全部。达尔文学说固然能把一些利他行为解释为特殊形式的利己，但是并非所有的利他行为都是变相利己。这个世界是有人不遵循弱肉强食法则的，也有人是不求回报的利他者。

其实我相信很多人也都知道弱肉强食的世界并不美好，也想做异于禽兽的人，想做不那么自私的人，想和别人以爱心相处而不是弱肉强食。

但很多人担心的是，如果我做一个好人，而别人却自私并功于心计；如果我想和世人相亲相爱，而别人却是社会达尔文主义者，一心要把我当作「弱肉」烧烤了吃——那么我是不是会刚好成为人家口中之肉？我固然不想害人，但也不想「割肉饲鹰」啊。

具体的说，如果当官的大多都贪腐，我自己做清官，人家可以开名车住豪宅包二奶，我却只好开夏利住公寓陪老婆——好吧，我愿意这样我认了，但是我这样做的结果也许是我成了贪官们的眼中钉，有天他们找到个机会也许反而诬陷我一下，结果我只好住监狱陪犯人，那岂不是太不公平了。

如果别人都认为这个世界是一个弱肉强食的世界，我在这个世界中有活路吗？在竞争中，有爱心、关心别人、做事有底线的人是吃亏的啊。项羽那么英雄，最后不还是被刘邦灭了。很大一个原因不就是因为项羽做事有底线，所以没有在鸿门宴上杀死已落入自己股掌的刘邦，而刘邦却为了自己活下来连亲生儿女的死活都不顾吗？

如果我们偏见比较少，我们会看到好人也有活路的证据，那就是：直到今天这个世界上也还有很多好人——我这里说的好人就是超越了动物性的人，是那些不为了任何算计就愿意帮助别人的人，是那些愿意帮助陌生人的人。

这些人不同于「禽兽」的一个地方，就是他们有一种对别人的共情能力或者叫做真正的同情心，而且他们还有一种博大的爱心，以至于他们不愿意看到别人遭受痛苦，希望别人能够有幸福和美好的生活。

还是用那个接掉下来的孩子的女性做例子，我认为说她是这样做为了施恩图报，是对她这个行为的亵渎。

说实话，如果用功利来计算，她这样做是很不合算的，因为她有被砸死的危险，而对方的父母家人会给什么回报则完全不可知。

当然，坚定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者也可以有更多的解释，比如说解释为这个女性比较傻算不过帐来等原因。

但是，我觉得最可靠的解释是孟子的解释：孟子说「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也就是说，人（作为人而不是禽兽）都有这样一种会关心别人疾苦的心。真正的人都是我所说的「好人」。

如果我们的世界中有如此之多的「衣冠禽兽」，而在生存竞争中，这些唯利是图的衣冠禽兽和好人相比又有很大的优势，好人怎么可能幸存呢？

因为——恕我买个关子，因为这个原因说出来一句话就清楚了，但是却非常重要，所以请大家集中注意力——因为，人获得了一种生存的冗余度，即使在生存竞争中不占优势的人，只要不是劣势太大，也还是有生存下去的机会，并且有生育后代的机会。

冗余度这个东西太重要了，当人为了吃饱穿暖养活妻子必须付出全部精力的时候，就不会有机会发展其他，但是当人吃饱穿暖养活妻子之外还有剩余精力，古代希腊就会出现哲学家，吃饱了没事的人可以去思考宇宙；古代印度就会出现修行者，吃饱了没事的人就会内观自己。

人类社会有生存竞争不假，但是，竞争并没有那么的你死我活，所以即使我们不全力竞争，即使我们不时刻算计利害得失，即使我们有一些损失，我们还是可以活得下去的。

好人之所以可以幸存，就是因为即使我给了乞丐一碗饭，我也还不至于饿死；即使我帮助别人没有得到回报，多数时候我也不至于被连累丢命，顶多也就是多点麻烦而已；何况「南京徐老太」毕竟也还是占少数。

我们现实的世界还并没有那么严酷，并没有严酷到了你必须全力竞争才能活下来的地步。

人，之所以有机会做好人，之所以有机会超出那些「禽兽」，就是因为人和动物相比，活下来的压力比较小，有冗余度去做别的事情。

当然，有些人选择做坏事的时候，也正是因为有冗余度，人也有机会比禽兽更坏，有机会去做一些损人但是并不利己的坏事。

从有冗余度这个角度看，生而为人就是我们比动物更「富有」，因为这个富有我们多了选择机会，而很多的人因此选择了做超越禽兽的更好的人。

当然，如果我们不仅仅想吃饱，还想吃好，那么我们就没有了冗余度。

如果你想的不仅仅是吃米饭，还想要天天吃燕窝鱼翅；如果你不仅希望有个异性和你一起生儿育女，还想妃嫔成群，夜夜笙歌；如果你不仅希望能够有安全生活，还希望能对别人随便生杀予夺……那么，你就没有了冗余度，因为要让你做到那些，真的需要你全力投入心机算尽。

因此也就不奇怪了，为什么那些贪心的人往往都成为了衣冠禽兽，因为想在禽兽这种动物层面获得太多的满足，就没有了做人的精力和机会。

如果在动物生活中追求的不是适度而是绝对富有，在人性生活中就只能变得很贫困了。

在我看来，因为我们是动物也是人，我们有追求动物本能的天赋也有发展人性的天赋，所以我们应当分配自己的精力。我们应当花费一定的精力去参与生存竞争，从而让我们能活下来。

我们也应当花费一定精力做那些让我们的生命更美好更伟大的事情，从而让我们的生命焕发光彩。我们应该去挣钱，也应该去创造去爱，去追求理想。我们不仅应该活下来，更应该活得像个人，像个体现出宇宙中美好高贵品质的人。这样，我们才不会「穷的只剩下钱了」。

至于我们以什么样的比例去分配，这是每个人自我意志的决定了。

「鱼我所好也，熊掌亦我所好也」，多数时候我们的钱是可以让我们两个菜都吃一点的，你是买十斤鱼一口不吃熊掌，还是倾其所有的钱买一两熊掌，这是你的选择。

有的人选择声色犬马的人生，但是不愿意做一点人事；有些人相反极端到都愿意一点儿不照顾动物性，自己吃最差的穿最破的全力去帮助别人（比如特蕾莎修女）。

不过我倾向于建议大家选择一个中庸的态度，除了极端的世态之外，我们还是让自己吃饱穿暖婚育并且有一些物质享受，但是不要为了这些付出自己的大多数精力，而是让自己还能做一些其他的事情——去真心爱一个人或者几个人，去感受大自然的美好，去欣赏艺术的美，去发挥自己的才能创造一些什么，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去帮助别人……

美食能给你很多满足，美酒能给你很多满足，性能给你很多满足，权力感能给你很多满足，真爱能给你很多满足，创造能给你很多满足，美德能给你很多满足……

在我看来真爱等精神层面的满足，从品质上要高于动物性的满足，因此我们放弃了这种满足而仅仅追求动物性的满足，是一个愚蠢的事情。

仅仅像动物——哪怕是顿顿可以糟践鱼翅并且像种猪一样性满足——人生也是很穷很遗憾的。而有爱、创造等美德的人生才值得让我们去活。

放心，只要我们不走极端，不去忽视我们的动物性需要，我们还是能够活下去的，也许物质满足会少一点，但是也许活的更好。

随便说起来，当精神层面的东西融入物质层面后，其实即使是做动物所作的事情，人也可以更满足。苏东坡被贬被流放的时候，在读书吟诗之外，也时常琢磨吃，买不起肉就买羊骨头，研究怎么吃才好吃，最后琢磨出来骨头炸的焦了，调味料好的时候，用牙签剔肉吃最香。

晋代有个富豪叫何曾「性奢豪，务在华侈。帷帐车服，穷极绮丽，厨膳滋味，过于王者。……食万钱，犹曰无下箸处」。

这何曾比苏东坡在吃上的条件好太多倍了，可是他一天一万钱的伙食费（在当时物价极低，一万顶现在十万不止）却弄得自己像个厌食症。

晋武帝司马炎弄了一万多妃子，想临幸的时候都不知道找谁合适了。性满足和某对匿名男女比，也许也远远不如，因为男女有了爱情之后的性爱，别有一种不可思议的欢喜，是司马炎所不可能想象的。

做人，做好人，有好日子过——别听达尔文那家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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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内容选自朱建军先生未出版著作《信仰心理学》

朱建军：中国著名心理学家。意象对话疗法创始人。回归疗法创始人。北京林业大学心理系教授。中国文化传承与发展在当代的开拓者与践行者。著有心理、文化方面的著作40余部。